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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济南精神康复中心:部分病人被家属抛弃
2017年03月21日 10:26 来源:齐鲁网/济南时报

  记者走进济南精神康复中心:部分病人被家属抛弃

  在济南精神卫生康复中心精神科走廊里,有患者这样一个姿势往往会保持几小时不变。 记者郭尧 摄

  一道铁门把病人与外界隔离开来。

  71岁的赵梦曾经是一名话剧演员,偶尔也会有攻击行为。

  老曲每天不停追着护士要笔和纸,画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包括“泰安大白萝贝(卜)”。 本版照片均由记者郭尧 摄

  时下,又到了最让赵长英“揪心”的季节。今年的立春当天,她的病号全都在凌晨4点前后起床了,明显有异于他们日常6点的“规律”。她也说不好这其中的关联共性,但业界公认,春季确实是精神疾病的活跃期和高发期。

  “这里边住的都是这儿有问题的。”标山路10号附近的住户和商家们可不以季节来论,他们指了指脑袋,统称这里为“精神病院”或“疯人院”,甚至身为心理科主任的赵长英也被称为“精神病院来的”。

  其实,这里是济南市精神卫生康复中心。外边的春天已泛起了绿,处身其中的人,心头浸染更多的仍是寒意。

  第28个春天来了

  每年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之后,标山路10号都会被一片喧嚣包围。这里的四周密布着居民小区、诸多商场和小吃店、理发店等,但标山路10号仿佛形成了一个真空。市井的繁华看似与这里无关,它呈“回”字形分布的3座小楼孤零零地矗立在阳光之下,院内几乎无人走动,也少有声响。

  赵长英那里却“炸了窝”。她在院子左侧1层的心理科门诊室人满为患,立春以来,她的门诊量明显增长,从早上8点开始她几乎“落不着挪窝”,喝口水都得靠她带的学生帮忙去接,实在憋得绷不住了才碎步快跑地去上一趟厕所。每天截至中午12点,她的门诊量都在30人左右,大都是精神抑郁、焦虑等症状。

  赵长英早已习惯了这种季节性的变化,坐诊心理科的13年来,每年春天的门诊量几乎都会增长三成以上。这个变化在她的心理科病房里也表现明显,今年的2月3日,她的病号们全都在凌晨4点左右起床了,这明显有异于他们日常6点的起床时间。“哦,今天是立春啊!”她查看日历后作恍然大悟状,其实当天的精确立春时间是23时34分01秒。

  谁也说不好这其中的关联共性,但业界公认的,春季确实是精神疾病的活跃期和高发期。济南市精神卫生康复中心建院28年来,每年春天里的病人变化看似也在证实着这一点。“从中医的角度讲,春天万物勃发,人也是一样。”赵长英说。

  其实,赵长英的病人还不是最具代表性的,毕竟她所在的心理科更多的是抑郁和焦虑患者。与她一墙之隔的精神科病房就看起来“热闹”得多。最近,身在精神科3层病房的老曲歌声更嘹亮了,每天除了画画就是唱歌的他,追着护士长要纸和笔的频次也多了起来。与他同在一层也是精神分裂症的王天莱语速极快地重复着他的几十亿身家,没有人跟他搭话,但只要一搭上,他就要给人签个几个亿的条子。他们的主治医生徐瑾说,春天的轻度躁狂状态,会让病人的精力格外旺盛,不会觉得累甚至不会睡觉。“刚被怼了一拳。”3月10日上午,护士长笑着朝徐瑾“诉苦”。

  杨猛负责的2层病房里住的大都是老年患者,但也不算轻快。济南时报记者采访期间,80来岁的刘雷国趴在门口的玻璃窗上不停地敲门招手,试图进入。杨猛说,此前刘雷国曾多次对女医护人员动手动脚。58岁的卢志勇虽然双手哆哆嗦嗦,但在突兀地“呵呵”笑后,他也越发频繁地追着杨猛要烟抽。最明显的是一个狂躁症患者,发病期间他会没日没夜地反复在厕所拖地。

  精神科1层的女病房活动室里,虽然电视在正常播着,但没有人看,有的病人在不断地来回走动,有的则在反复地吃一个苹果,吃了吐出来,吐了再吃进去。一个被称作阿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直在找比自己强壮的病友打架,即便打不过,仍屡屡如此。

  ……

  从赵长英心理科门诊走出的患者和家属们没有人看到这一切,他们是少有的外来者,他们来去匆匆,好似在躲避着什么。“回”字形围起的小院里,剩下几棵歪脖子柳树和偶尔穿院而过的流浪猫,小院之外的喧嚣不时地传进来,也没有回响。

  不管怎样,济南市精神卫生康复中心的第28个春天已然来临。

  杀父者与“医护荒”

  其实很少有外来者不去注意病房楼的外观区别,那里的每扇窗都从外侧装着防盗栅栏,与它相对的办公楼则没有。准确地区分病房楼的心理科和精神科也不难——精神科通向每层病房的走廊门都是铁门,上锁;心理科则是四门大敞。

  每当外来者进入病房楼左侧的心理科之前,他们大都会侧脸向右透过栅栏窗望一眼。肤白,短发,身穿病号服,行动缓慢,眼神警惕或略显郁滞,是这里多数病人的特征。

  一楼女病房的王鑫源这时候也大都趴在窗户上向外望着,不知是否是目光交接的原因,外来者都会快速地转回脸,王鑫源则好似并未发现这种变化,仍兀自地望着。

  精神分裂的王鑫源总是如此安静的状态,因为比较瘦弱,她的室友阿宁也从不“挑战”她。当然,每每阿宁寻人打架或者把稀饭自头上倒下甚至泼到医生头上的时候,王鑫源也好似并未看到这些。

  住在精神科3层病房的陈开南则很少向外张望,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高智商状态。“2009年6月第一次住院,9月出院。2011年9月又入院,2012年7月19日出院。2013年3月入院,一直到现在。”陈开南清楚地记得每次出入院的年月甚至日。据说,1999年时高考总分还是900分,他即以780分考入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硕连读。2013年3月的最近一次入院是强制性的,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当时他存在大量的听幻觉、被控制体验及被害妄想,历下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强制医疗决定书》显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当年曾引发外界轰动的杀父者在这里“文静如常”,张其顺也是差不多,2015年他28刀捅死了邻居,如今同在3层病房的他一直在双拳紧握地坐着,目光直直地瞪视前方,几乎不聚焦于任何周遭的人和物。

  但是,真正会出手“伤医”的往往不是他们,至少他们主治医生徐瑾右手的一圈咬痕不是他们的。3月10日,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徐瑾总在有意无意地拿左手遮挡那圈疤痕,她说那是实习期间被患者咬的。杨猛2009年刚到医院时也是恨不得贴着墙根走,但如今肋骨又添新伤,正是那个发起病来不断在厕所拖地的狂躁症患者打的。

  1层女病房除了阿宁之外,71岁的赵梦也偶有攻击行为,曾是话剧演员的她爱笑,爱跟人展示扭脖子的新疆舞,但打起人来也不含糊。作为该女病房区主任的王秀芳说起这些来有一堆的例子,但已语气平淡,习以为常。她的病区大夫被泼一头菜汤,起因是患者出现幻象,“说是大夫要强奸她妈。”其他病区的女护士被男病号扑倒也曾发生,“他以为那是他老婆。”

  因患者藏药、拒绝吃药带来的医护人员被骂、被打也时有发生……

  来自济南市精神卫生康复中心共计6个病区的若干医护人员反馈,目前,精神科执业医师是所有医护专业里最少的,全国注册总数约有25000人,济南只有210人左右。就济南市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来说,他们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共计19人,护士58人,现有患者总数298人,床护比仅是1: 0.2,远低于1:0.4的标准。

  采访中,3层病房的主任卢娟几度眼圈泛红,病人发病后力大无穷,他们需要时时提防,但又防无可防。据说,有其他的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正在试图增加男护士的比例,但他们的男护士目前只是58人里的零头。3“外边的花开了吗?”

  除了徐瑾之外,其实记者采访接触的医护人员大都不是精神卫生专业毕业,而据称目前开设该专业的全国本科类院校也仅有4所。他们通过后期考取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来到这里,有的甚至是为能留在济南才这么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精神科的工作压力正让一些年轻医护人员退却,他们有的想考研,有的想转专业……

  已工作了9年并已是科主任的杨猛倒没有退却,但是他颇感无奈的是外界甚至亲朋的玩笑——每次同学聚会,他都会被打趣“精神病院的来了啊”。王秀芳和卢娟也是,她们从业20多年了,每次被问及职业,对方的第一反应都是意味深长的笑,几无例外。

  “其实,精神疾病并不可怕,精神卫生专业也不可耻。”这是赵长英、徐瑾、杨猛、王秀芳和卢娟他们一致的观点。无论是他们所在的心理科还是精神科,病人致病有的是因为失恋、有的是因为与同学矛盾、有的因为家族遗传、还有的因为受了刺激或压力过大……他们大都曾是细腻和内敛的。即便如今有的抑郁、有的狂躁、有的精神分裂、有的甚至杀了人,但医患之间大都形成了一种似亲似友的情感互联。

  偶有攻击行为的赵梦已在这里住了19年了,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笑,“不笑的时候就是生气了,要动手了。”王秀芳她们已摸准了她的脾性。赵梦的儿女们还是时常能来看她的,这也是王秀芳她们比较认同的“家庭支持系统”效用。相比较而言,同在一层女病房的薛云来自家庭的支持就少得多,王秀芳她们颇为着急,“(她的)女儿从没来看过,只有兄妹有时候会来。”着急背后其实是担心——多年之前,一个病人本来恢复情况良好,后来只因听说家里放弃了对她的监护权,病情复发再未清醒。

  济南市精神卫生康复中心现有的患者中也不乏被放弃监护权的例子,王鑫源就是一个。她从小跟奶奶长大,系遗传自父亲的精神分裂症状,第一次入院是派出所送来的,第二次是居委会。姑姑是她唯一的希望,但一年多来她从未出现。

  “她来不来无所谓,只要让我知道她幸福,我也就幸福了。”薛云说起女儿结婚没通知她时,泪水还挂在脸上,但她旋即话锋一转。

  王天莱父子俩其实都住在了这里,他在3层病房,他的儿子在2层。他的哥哥不时会来看望,聊胜于无;他的儿子如今已到了不能与人正常交流的地步,与被放弃了监护权也相差无几。

  据医护人员介绍,以上可以统称为“有家难回的病号”,其实通过药物控制他们的病情已基本稳定,可以出院回家,但没有人愿来接他们。“跟住院相比,回家将成为一种负担,他们或许要在这一辈子了。”

  采访过程中,记者粗略统计,其实占较大比例的患者已是2到3次的多次入院,来自家庭的支撑越发薄弱,病情的反复几乎不可避免。

  “姑姑什么时候来接我啊?我要在这呆傻了。”王鑫源站在她惯常的窗口前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入院前她是山东大学研究生在读,是一所小学的在编教师,她还有一处需要还贷的三孔桥的房子。“外边的花开了吗?”窗外的几棵歪脖子柳树已然泛绿,王鑫源突然冒出一句。

  这期间,她的室友利利永远把手放在耳边作打电话状,“爸爸……”另外在走廊里动辄一坐一天的病友李秀芬,则从来不说话,从来都是两手抱臂,埋头深思状,喊她的名字也从无回应。

  赵长英说,就在前几天,济南市精神卫生康复中心的“回”字形院里曾少有地热闹过一次,一名精神科患者病情稳定后出院,他跟在妻子的身后一蹦一跳地,像个孩子。他向后挥舞着手臂,换来一阵短暂的哄笑。(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编辑:谢思悦